历代收藏家

方旭东:“即哲学史而为哲学”,这个概括很精辟。不管承认不承认,很多人心目中的哲学理想类型就是西方哲学。现在看来,其实不过是某种西方哲学而已。刚才您谈到了诠释问题,我想就顺此话头请您谈谈对于诠释学的看法。

装置作品《鬼打墙》中,巨大的中国长城墨拓片对存在于真实时空中的历史遗迹进行了一种“如实的扭曲复制”,这也揭示出中国历史遥远而观念化的存在。 创作于1989年的《鬼打墙》作品,实际上是当时美术界所谓极左批判徐冰作品,说徐冰作品《天书》就是“鬼打墙”、是自我难以打开的一个困境。1990年代徐冰正处在这样一个沉寂当中,徐冰说需要干点事,所以他创作了最大的一个版画作品《鬼打墙》。

龙:喂,这不是正常礼貌吗?我们母子约好一起晚餐,突然要多一个人,本来就应该事先说, 不是最正常的事吗?

方旭东:您以“仁”去统领自由平等公正这三种现代价值。以赛亚-柏林曾经认为,不同价值和谐相处只是一元论的假设。您显然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我感觉,您在价值观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结构论而非基要论、历史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立场。按照结构论,价值差别的要害不是要素的而是结构的。按照历史主义,价值的这种结构又是历史性的。从方法论上讲,这种立场比起传统的一元价值论无疑更为稳健。甚至,西方一部分学者所说的“文明冲突论”,在这种价值观看来也成了伪命题。世界哲学大会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您的这种价值观、文化观尤其值得介绍。

在市局党委统一安排部署下,刑事侦查大队抽调精干警力依照“一逃一组”的模式重新整合了追逃小组,将负案潜逃15年的网上逃犯吴某确定为重点攻坚对象,全面落实各项追逃责任。追逃民警通过对家属的走访宣传,认为这类人投案自首的机会相对较小,主要还应以抓捕为主。而本案犯罪嫌疑人吴某已潜逃15年,在历年来侦查人员对其行踪的走访、调查中,均反馈不到有效信息。为此,侦查人员认真分析、研判相关情报信息,不断研究、调整和部署追捕工作措施。

研究生课程一般采用研讨会的形式,上课简直是一种“轰炸”,因为美国学生很善于发散思维,口才也都很好,他们会连珠炮式地提出新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话题的变化和语速都非常快。在这类课堂上,谁最能“抢话”,就能得到最多挖掘老师智慧与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收获越大、分数也越高,这种上课“抢话说”对英语非母语、也不习惯于争抢表达机会的学生是一种很大的冲击。不过无论学生如何唇枪舌剑,艾朗诺教授总像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把握着课堂的节奏,即使学生有“抬杠”的嫌疑,他的回答也总是清晰、和缓、切中要点。对于国际学生,他也给予充分的发言机会,耐心聆听,除了提出意见,还经常在明白我们的意思之后用更加准确、学术化的英语把我们的观点复述一遍,这对我们学习用英语治学很有帮助。

但是,这一做法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也救不了“正在走向衰败的美利坚”。正如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所反思的,美国政治制度日益失灵,利益集团和话语权过度,而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与意志没有得到维护和体现。摩根大通CEO戴蒙也指出,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放缓表明“有些事情不对劲,它让美国倒退”。不少分析家认为,美国经济虽然短期内表现向好,但是经济长期放缓的趋势并未改变,政治家们如果无法解决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因2008年次货危机引发的资产价格上涨、收入差距空前加大等暗藏的风险点随时可能会引爆。

本质上,姜文的电影里只有两种女性——玉体横陈的性对象和永恒的母亲。回到前面说的尽管姜文一再宣称自己热爱女性,崇拜女性。可是他真正崇拜的恐怕是母亲,而对母亲的崇拜,实际上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弑父的冲动,甚至,更深层次地分析,这里的母亲若然不是中国古代传统中无性别的母亲,那就依然还是男性的性对象的另一种变体而已。在《邪不压正》里,唐凤仪和李天然发生关系后,突然一改态度,当即表示要给男方生一个国家的孩子。而当李天然向关巧红示爱之后,对方的表示是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了。这些看似莫名其妙的台词其实都可以表现出姜文的女性观,女人在两性关系里最重要的角色是母亲。

因此,如果我们看到离婚冷静期的身影,那一定是彼此还未放弃希望。人最难的是认清自己的心,这是“自由”的真正含义。

第二年年初,徐铸成进京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全会,因年高辞去中央委员,改任新设立的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会间,民盟中央领导人得知香港那里对徐铸成寿庆之事已有良好的回音,表示要将此事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

伯克的理论出现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欧洲各学院派都已经认可了当时绘画类型的等级标准。按这套标准,风景画是属于所有绘画门类中较低级别的一种,其地位在表现精神和肉体上的英雄、人和神的历史绘画之下。而历史画则次于人物肖像画,后者大多表现高贵尊严的人物;此外还有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世俗陈设的风俗画。在这些类别之下才分别是风景画、 动物画和静物画。浪漫主义宣扬了人的主观体验和情感,倡导艺术从传统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这对正统的学院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有了这些历史背景之后,下文将回答:风景艺术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它又会去向何方?

方旭东:您提出的“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这种哲学观,给我很大启发。因为以前,老是有西方哲学的从业者对我们的工作指手画脚,说不是哲学研究。还有一个相关问题,那就是哲学如何做的问题。长久以来,我们习见的西方哲学家做哲学的方式,似乎都非常强调论证,分析哲学家更是将这一点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可是,我们中国古代哲学家并不是这种做法,像朱子或阳明,更多的是就经典做某种创造性的诠释。那么,今天,我们做哲学,是否还可以延续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做法?

陈来:你知道,“哲学”一词是西方文化在近代大量引进后,日本学者由Philosophy 翻译而来,而被国人所接受的。其实,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就是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之,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国人对“哲学”的理解,很自然地就接受了西方的观念,那就是认为哲学包含三大部分,即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大部分中还可细分,如宇宙论可分为两部分,一为本体论,研究“存在”之本体及“真实”之要素;一为宇宙论,研究世界之发生、历史及其归宿。人生论亦有两部分,一为心理学,一为伦理学。知识论也可分为二,一为知识论,一为逻辑学。然而,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系统与西方所谓哲学完全相当。冯友兰先生提出,西方所谓哲学与中国所谓义理之学约略相当。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中确有一些部分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但正如冯先生已经注意到的,中国古代义理之学的有些部分并非西方所谓“哲学”的内容所能对应,比如中国古人特别重视的“为学之方”。所以,张岱年先生主张,应当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顺着张先生的这个思路,我认为,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哲学”是一共相,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世界各民族对宇宙人生之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而不是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中国古代的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像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就中国大陆而言,学术界并未就东西方哲学史是否有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更遑论取得共识。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而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他们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这种偏见由来已久,像黑格尔就对孔子的哲学家地位充满疑虑。如果以有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作为标准,恐怕一大部分中国古代哲人都无缘哲学家之列。这显然是荒唐的。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问题,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今天,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

方旭东:您以“仁”去统领自由平等公正这三种现代价值。以赛亚-柏林曾经认为,不同价值和谐相处只是一元论的假设。您显然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我感觉,您在价值观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结构论而非基要论、历史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立场。按照结构论,价值差别的要害不是要素的而是结构的。按照历史主义,价值的这种结构又是历史性的。从方法论上讲,这种立场比起传统的一元价值论无疑更为稳健。甚至,西方一部分学者所说的“文明冲突论”,在这种价值观看来也成了伪命题。世界哲学大会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您的这种价值观、文化观尤其值得介绍。

美官员几番卖力表演,刻意把“不公平贸易”的帽子强扣到中国头上,显然有其目的和用意。

当然这种事情不是我所应该管的,还是回到当初我读研究生时的情景。由于当初是以“中国经济史”的名目招生的,所以除了傅先生授课之外,韩国磐先生也授课。记得韩先生给我们上过一个学期的课,授课时间比傅先生长。韩先生的国语普通话比较纯正,同学们都听得明白。但是其时韩先生刚做过食道癌的手术,身体相当虚弱,食道切除一段之后,不够长度,把胃提到胸口的位置,容易受凉,须在胸口藏胃的地方特别加盖一块保暖小棉片。如此一来,韩先生的身体经不起长时间的讲课,每次差不多只能讲半个小时左右。韩先生住在鼓浪屿,距离我们居住的厦门大学本部有数公里,还得乘坐渡轮跨海才能达到。因此每星期到鼓浪屿上课,大家必须算好时间,共同进退。车船周转一下,一般都要到9点才能到鼓浪屿韩先生家里。韩先生是一位十分儒雅的学者,待客礼仪周全。我们一到,第一道程序是喝茶,师母捧上果盘,里面有饼干一类的点心。我出身于农家,吃东西至今还是走“猪八戒吃人参果”的路数。但是来到韩先生家里,不敢放肆,学习斯文,浅尝辄止。茶点完毕,韩先生再慢条斯理地讲授约半个小时。再喝茶,吃点心,同学们讨论讨论。如此几来几往,约摸有一个半小时了吧。我们告辞回校,韩先生照例要巍巍颤颤地送到门口。这样结算下来,一个学期韩先生的授课时间,大约十个小时。如今四十年过去了,韩先生所讲的内容,自然还记得不少,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韩先生家里的茶和点心。

  在安倍力主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夸大中国的军力和海洋活动为“扩大化”频繁化”,把中国说成是“地区平衡的破坏者”,说成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煽动将与日美同盟“安全相关的”国家行使集体自卫权以牵制中国的和平发展,竭力扩大南海事态,不断恶化亚太安全环境。尽管日美共同声明宣称:“日美两国完全支持用包括国际仲裁在内的外交及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的海洋纷争”。但又明确了日美同盟介入东亚国际事务的强硬态度。“日美两国再次确认了为维护地区安全,美国的延伸威慑的重要性”。日美还将把关岛发展成为战略性据点,在地理上实行分散运用的“抗攻击性”,在亚太地区实现美军在政治上的可持续发展态势。这表明美日两国力求依托同盟关系遏制中国的政策取向。日美首脑上述共同声明,加剧了中国与南海问题声索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导致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加大了东亚各国涉及海洋权益、领土主权问题的解决难度。

一些慈善团体和援助团体批评了这一举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领导一项协调一致、积极的行动,以侵犯基本人权。

  王某认为张某在找事儿,什么事都向着他父母,“后来我俩又聊到结婚花钱的事,她认为我娶她的时候花钱花少了,之后说,‘我就这样了,改不了,不行你就再找一个。’”张某说,他当时说“不行咱俩人一起走,我陪着你走”,意思是两人一块死,但王某可能理解错了,以为是张某要再娶一个。“后来我叫她到我身边来,她不听,我就上前掐着她的脖子,直到她没了反应。”

周五,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位于吉隆坡的总理府接受《日经新闻》的采访时表示,新政府将研究上一届政府签下的合同,其中包括与中国签订的基础建设合约、多边贸易合同和安全协定。

(12)依据明治宪法,开战和媾和本就是天皇的权力。

看着导师身体力行,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努力收集。看着冰箱里越堆越多,超过500份的天然酸奶样本,我们逐渐意识到,收集酸奶,是为了有一天,能获得中国自己的酸奶发酵菌投入生产,改变市面上酸奶的发酵菌几乎全依靠进口的局面。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植物样本和种子,也是在为未来保存一份希望。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这一类植物濒临灭亡时,曾经收集的种子就能生根发芽,重新焕发生机。在收集的种子里,导师最喜欢蒲公英了,因为它结种子时,抓上一把,就收集到了200颗种子。

过去欧洲很多艺术家把“风景”仅仅看作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主题。两位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阿特多费尔(Albrecht Altdorfer,1480—1538)、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还有丢勒的朋友、佛兰德斯画家约阿希姆?帕蒂尼尔(Joachim Patinir, 1485—1524)都是这一类型风景画的先驱,尽管他们在风景主题的选取和完成上各自不同。这三位画家作品中对风景的描绘可以被看作是16世纪最早的独立风景画,他们的绘画技巧也逐渐被认可关注。

到了明代,徽宗本人的轻佻形象,及其身处时代的种种社会弊端,更是借由通俗小说《水浒传》被大众化、普及化。青面兽杨志先是丢掉了为徽宗修建园林的花石纲,后来又被晁盖等人成功智取献给蔡京的生辰纲;而徽宗与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更是成为《水浒》后半部的关键情节——在后世的北宋印象中,徽宗牢牢地与声色犬马、奸臣当道等经典的亡国叙事捆绑在了一起。

商兆琦:谢谢!

“如果航空公司的着陆权被剥夺了,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中方摆在其眼前的商业现实,而美方的保护将会无济于事”,前白宫亚洲事务官员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说。

飞:但是,我郑重地说,我们都意识到,你有一天会死。